锡良（1853～1917） 字清弼，巴岳特氏，蒙古镶蓝旗人，祖籍察哈尔。1864年（同治三年）进士，任山西知县，历任州县有惠政。光绪初，山西大旱，锡良历办赈务，户必清查，款必实放，老百姓都感激他。1894年（光绪二十年），山东巡抚李秉衡奏请调任锡良为沂州知府，后来又提拔为兖沂曹济道。到任后，恰逢单县大刀会滋事，快速率领部队前往镇压，张示谕众，只擒首要，搜获盟单，当众烧掉，匪党既感激又敬畏，都解散了。调任山西冀宁道（冀宁即太原），升为按察使。调往湖南，被提拔为布政使。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暴乱给清王朝招来祸患，京师危急。锡良以湖广总督、湖北湖南巡抚会衔委任，统率鄂、湘军队入京守卫，迎驾山西，马上被授予巡抚。当时和议未定，洋兵擅自进入山西边境。锡良想到太后和皇帝都到了陕西，和局固然应该兼顾，但保卫山西、陕西，也不能忽视。于是向各处发布命令让各军严行防守，另外派遣官员出境犒师，观察情况，随机应变，幸保无事。和约签定后，山西的边防才开始放松。

调任湖北巡抚，又因故不能留任，免除其职务。不久就被授予河南河道总督。以政事简单，奏请裁归巡抚兼理，皇帝下诏允许。调任河南巡抚，兼管河工。河南省吏治久来颓废，免去道府以下官员数十人，政纪肃然。泌阳教暴乱事发，立刻派兵抓捕首犯，被扰害的难民，不分老百姓还是教徒，一律抚恤。调任热河都统。热河本来就在蒙地设置治所，从前一直沿用旧习，不重视政务，特别是盗贼祸患很多。锡良首先请求改制，设立求治局，综合治理吏治财政；开办围场荒地，来振兴垦地事务；整顿巡防事务，专门缉捕盗匪，匪风开始收敛。又因热境地广官少，奏请皇帝升格朝阳县为州府，并增设阜新、建平、隆化3县，热河才开始有吏治。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升任闽浙总督，又调任四川总督。当时正在商讨借外款修建川路，锡良极力主张自己筹款修建，召集官员集体商议，奏请设立专局，招商股，筹公股，又对全省的田租每年抽百分之三，名为租股，几年就积累到千万以上，股款之多，是中国自办铁路之最。光绪三十年，朝廷商议整饬藏事，藏人疑虑担心，驻藏帮办凤全被杀。锡良迅速发文告诉提督马维骐督兵进剿，并命令建昌道赵尔丰率师继续前进，于是攻克巴塘，仍命令赵尔丰前进讨伐里塘。里塘属地桑披寺构筑碉堡想要抗拒，赵尔丰用长围困守他们6个月，断其取水之道，才最终攻破桑披寺。桑披寺平定后，藏人各部臣服。于是自打箭炉以外，直到察木多、巴里、乡城、德格等处，都改为县治，扩大土地疆域至好几千里；并且兴垦、开矿，设立学校，大兴教育，藏人渐渐接受教化，归顺清王朝。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调任云贵总督。贵州省军中政事荒废已久，军械特别缺乏，他于是创练陆军，设立讲武堂，添购枪炮，旧有的防营一律改编，从此贵州省才开始有新军。贵州多产大烟，烟土赋税占收入比重很大，锡良毅然奏请皇帝禁种大烟，各省严禁大烟种植，只有贵州最为严厉。云南南部连着越南，越匪经常窜入河口，戕官扰境，锡良立刻整饬出军队分路截剿，数日而平定。滇西土司有数十个，一天天骄恣蛮横。宣慰使刁安仁曾经游学东洋，外人称其为王爵，特别骄纵狂妄。听说朝廷有改土归流的议论，辄思暴动。锡良先指派官员查访，晓以利害，并让应袭各土司迅办承袭，以让他们安心。刁安仁听说以后既害怕又感激，派他的弟到锡良的官府，痛哭流涕，自陈改悔，边境得以安宁无事。

1909年（宣统元年），授予钦差大臣，调任东北三省总督。东三省自日俄战征结束，俄占北边，日踞南境，局势一天天危急。锡良到任后，即上疏陈说道：“东三省逼近京畿，关系大局。辽东租借条约，十三年即满期，请朝廷主持，上下一心，以天下的财力全力以赴，以赎回辽东半岛，归还大清王朝，否则枝枝节节为之，恐怕没有什么效果。”奏折到了朝廷，皇帝不去理会。锡良又以东三省由两邻国分别占据，不修大支干路，不足以贯串脉络，因而打算修锦州至瑷珲铁路。想到须横贯南满、东清，必非日、俄所愿，尤其是不借助强国外款，不能平衡各方势力而实现我们的计划。正赶上美国财团代表游历来奉，遂与密订借款包修草约。三日议定，迅速奏请降旨速正式签定条约，即使日、俄再争，已落在后面了。但是各部商议受阻，加上机要之事不再保密，事情最终无果而终。等到日俄协约，东北之事更加危急。锡良认为救亡兴政，没钱什么事都很难办，再请向商贾借款2 000万两，以千万设立银行；其余，一半用来移民兴垦，一半用来开矿筑路。皇帝仍不醒悟。锡良考虑到东三省危急的情形，朝廷还未深入了解，于是请求入觐面陈。

当时醇亲王监国摄攻，筹备改制立宪，朝廷正商议加强中央集权。锡良先是上奏请求实行宪法，逐一陈说道：“立宪精神，在于无论贵贱上下必须全部受治于法律，先要去除其自私自利之心。若敷衍掊克，似是而非，财力凋敝，人心涣漓，九年立宪，最终恐怕成为波斯的延续。”又认为近年重臣亲贵出洋考察，只是表面敷衍了解，被外国人轻视，上奏请求停止派出官员考察，并谨慎选择亲贵实行留学。再上疏劝谏中央集权，认为：“朝廷分别把权力交给督抚，就像督抚分别把权力交给州县，没有州县则督抚不能治理一省。如必欲以数部臣之心思才力，统治二十二行省，则疆吏都成为多余，风气所趋，军民解体。假设有什么大的变故，中央既耳目不及，外省则呼应不灵，实在会造成大的祸患呀。”都没被答复。到了这个时候，他入京面陈监国，话语更加切直，但还是像以前一样没人明白。向皇帝请示，又没有答应。

朝鲜被日本吞并后，锡良认为局势危急，欲稳固民心，必先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应当以防匪为名，设立清乡局，筹备预备巡警，以兵法管理，实际上就是民兵。东北人虑患思痛，争先应募，满一年即招募了数万人，全省皆兵。没有多久，边防鼠疫大作，鼠疫起于俄境，沿东清铁路，到处传染，没过10天，蔓延了奉、吉、黑三省。俄、日群思干涉，锡良认为防疫纯属内政，严起防治，三月而鼠疫消失。11国医士来东北考察，在省署开万国鼠疫研究会，锡良主持会议，人们都站起来赞颂他。

锡良督办东北，严肃吏治，整肃军制，清理财政，整顿监务，筹办八旗的生活用度，很有成绩。只是目睹内忧外患日危一日，想到自己为东北尽心谋划，既大多没有如愿，而朝政一天天败坏，民心日去，又无以挽救，多次称病乞求罢官。1911年 (宣统三年)，才允许他解任调理。

武昌起义，皇帝召他入觐，朝廷本来商议让锡良赴山、陕督师，并请独自统领一军卫京畿。但是有人忌恨他，就改任授热河都统，极力让他赶快赴任。逊位诏下，因病势难支，请求罢官，皇帝答应了他。卧病六年，坚持拒绝用药，66岁病故，谥号文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