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镇江察哈尔蒙古族（五）

镇江人向称蒙籍救济院的产业为“旗产”。它分两大部分：一是房产、地皮，都在原旗营范围以内。一是江滩，则在江边或江中。而一般购置、租典房地产及开垦承则江滩者，如遇“旗产”，都特别谨慎小心，就是因为旗产的纠纷比较复杂，弄得不好往往涉讼经年累月，无法脱身。

至于旧旗营内的房地产，每年必定要出卖几处。因为这些房产平时不注意整理维修，收取的租金又比一般个人产业低廉得多。数千口月贴只增不减，不卖产就不足以维持。加以卖产又是分为“正价”和“脑后”，执事者也就乐而为之了！如此年复一年，房地产也就糟蹋了一半。

最典型的是解放前的小校场买卖。小校场原系旗营演武、校阅骑射场所。辛亥后，县劝学所（即教育局的前身）辟为县公共体育场，引起旗民生计所的抗争。后经县裁决，产权属生计所，由教育局酌给一点年租。八年沦陷期间，日寇将镇江城基西南角包括县体育场在内划为禁区。日寇还在场内开了一条路（即今健康路北段）。抗战胜利后，蒙籍救济院虽屡动脑筋，但也无法把该场弄回来。

1947年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及省政府厅处长周厚钧、钮长耀等看中了这块地方，也摸清了产权的麻烦，与中国农民银行崔淑仙联系贷款，以建筑他们的小公馆。他们商请了县参议会副议长杨方益代为疏通，并允分给杨一幢房屋基地和建房贷款。杨即代为牵头，向县教育科科长（可能是赵式如）、县中校长岳德珍（因县中校址就在原体育场里）疏通，得其默许；并介绍他们与蒙籍救济院直接商洽。救济院本无力争回该地产权，见对方来头大，就做了个顺水人情，让他们建屋。杨方益爱惜“羽毛”，并未接受房基和建房贷款，而中农经理崔淑仙倒近水楼台，插了一脚，搞了一座小别墅。这批小公馆建成后，名之“合作新村”，然而当时群众却呼之为“贪污新村”，就是现在坐落健康路军区内和中山路小学内的小建筑群。至于蒙籍救济院执事者与“合作新一村”主人私下说合的条件，必然也是既有“正价”，也有“脑后”的，这有待知情人来说了。

（连载第9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