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宁 (中共张家口市委党校、张家口市社会主义学院)
摘要：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总结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克敌制胜的法宝。1933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爱国将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将军在塞外山城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一举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四县，一时间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发生在察哈尔土地上的这次爱国壮举即是察哈尔人民尚武爱国精神的具体体现。更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次具体实践，这其中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惨痛的教训。这都为之后我党统战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本文正是基于统一战线工作来审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关键词：统一战线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冯玉祥
1933年发生在察哈尔大地上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十四年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功绩的取得固然离不开冯玉祥将军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气概，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先生的丰功伟业,已举世闻名。自滦州起义起，中经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坚持御侮，都表现出先生的革命精神。”①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党在同盟军的整个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建立，但不啻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一次有益探索。
一、统一战线工作在同盟军中发挥的作用
1、推动冯玉祥走上抗日道路
中原大战但失败使得冯玉祥的西北军或被蒋介石消灭被蒋介石、张学良收编，他暂住山西汾阳峪道河，成为了失意军人，心中十分苦闷，但也在寻找新的出路。在这个期间他通过对过去经验的总结以及一些进步书籍的阅读，逐步对我党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说:“抚今追昔，我终于醒悟到:同共产党交朋友，没有吃过亏；同蒋介石拜把兄弟，可弄得我好惨。这个沉痛的教训，我是至死不会忘记的。②1931年8月，陈赓向吴成方同志布置了创建华北政治保卫局的任务，其中的一项工作便是：“特殊政治活动（统战性质）”。③九一八事变后，应冯玉祥将军的邀请，吴成方委派肖明前往山西与冯进行会晤。临行前在商讨会谈要点时提到：“当时，我们还没有普遍使用统战这个词，实际上做冯的思想工作，就是在搞统战”，并要明确向冯提出：“你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做抗日工作，才会在政治上有方向、有出路。”④随后，在山西汾阳冯与肖进行了一天的会晤，此次会晤给冯玉祥带来了很大的触动。“在中共的影响下，冯玉祥打消了几个月来的苦闷，鼓起了抗日救社会国的斗志，重新确立并逐渐加深了同共产党合作的思想” ⑤可见，在推动冯玉祥抗日的过程中统战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2、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
当时的冯玉祥已无兵权，要想建立抗日武装就必须重召旧部、整编军队，当然，这肯定是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而且此时尚处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是蒋介石的心腹之患。因此，如果此时便亮明共产党的旗号或主张自然会受到蒋介石的重兵围剿。所以以吴成方为等华北政治保卫局同志们面前的首要任务，便是制定正确的对敌斗争策略。
面对着复杂的对敌斗争形式，吴成方在与肖明早在与冯玉祥会晤之前，便制定了这样的策略：“我们主张用抗日的旗帜，号召全国人民，各党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收复失地；只提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提打到英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以及其他杂牌军阀”。 ⑥后来，冯玉祥在一些公开讲话以及文字材料当中均体现了这一精神。这便使得抗日同盟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到十万余人，而且除冯玉祥的旧部以外还有一部分东北军、以及内蒙古德王的军队、察哈尔的地方武装等等。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效果，和团结大多数，一致抗日的正确统战政策是分不开的。
3、在民众中宣传抗日救国
面对着张家口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在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阐明同盟军的性质就成为重要工作了。我党先后派张慕陶、张克侠、武止戈等同志赴张家口协助冯玉祥共同组织谋划同盟军的相关工作。这其中就有同志负责宣传工作，“为了加强革命舆论，向全国宣传察哈尔的斗争我党一方面掌握了改组后的省政府的报纸《国民新报》，并以救亡会的名义主办了《民众日报》，同时还主办了《抗日阵线》、《老百姓报》等红色报纸”。⑦
除通过报纸进行宣传外，我党还通过抗日御辱会这这一平台开展宣传活动，抗日御辱会是由抗日人士和抗日团体构成的，在我党领导下开展活动的爱国组织。该会的骨干成员经常深入到张家口的多所学校“召开三四百人的代表大会，讨论支持抗日同盟军可抗日救亡的方针政策等问题”，而多次在代表会上做总结发言的，被人称为“张老”的同志则是由“北方局派往方振武部做统战工作的”。⑧通过这一系列统战活动，为同盟军赢得了舆论上的支持。
二、统一战线工作在同盟军中存在的失误
1、没有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核心要务，大革命的失败与我党没有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有着直接关系。正如周恩来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中指出的：“所以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⑨
尽管北方局在与冯玉祥会晤之处便开诚布公的向冯指出：“我们希望冯先生认识到当年在徐州同蒋介石一同反共的错误……请冯先生认真考虑一下，你能不能在抗日救国的前提下，和我们保持一致的政治主张，共同合作”。冯将军也表示：“共同抗日反将……不能不认识自己的错误。”⑩而且在之后同盟军的发展过程中我党也派出了大量干部充实其中，但核心的领导权一直掌握在冯玉祥手中。这从同盟军的构成中便不难看出端倪，军队的重要将领多为冯玉祥的西北军旧部，而我党在同盟军中的将领仅有吉鸿昌、宣侠父、许权中等几人。以至于在冯玉祥下野后，其旧部多被蒋介石收编，我党手中的军队不足万人，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和不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有着直接关系。
2、对冯玉祥政策的转变
在抗日同盟军成立之初，我党采取了灵活的统战策略，在坚持原则性的同时也坚持了灵活性。当时，冯玉祥提出“不要外红里不红的红罗卜政策,而要里红外不红的西瓜政策的口号”。 ⑪根据这一口号，他采取了取消总政治部，不公开呼“打到南京政府”的口号等措施。可以说这些措施符合了当时的对敌斗争形式，也得到了当时方振武、张慕陶等同志的认可。
然而，之后由河北省委派到同盟军的同志却采取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策略。“我们认为，我们与冯(玉祥)的冲突是在迅速地成熟着”，公开的武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但要推翻正统的国民党，也要铲除北方的冯玉祥及其他‘左倾’军阀”。 ⑫之后，在工人、学生、士兵当中发动了罢工、罢课、罢操运动，公开反对冯玉祥。这些举动不仅使冯玉祥“内心感到十分苦恼和疑惑”。⑬也让蒋介石给冯玉祥扣上了联共赤化的帽子，为他对同盟军的围剿提供了口实。
3、对于中间势力政策失当
建立统一战线，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尤其是对于中间力量，应该通过多种灵活的方式将其争取到人民的一边，而不是用斗争的方法将其消灭。反之，不但不能达不到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目的，还可能使革命的力量受到损失。
发生在沽源县平顶堡的攻打地主庄园事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当同盟军收复沽源后发现，统治整个堡子的是一户白姓大地主，有几百条枪和几百匹马，并且与日伪有一定的联系。之后，同盟军对地主庄园进行了攻打，但过程并不顺利，还造成了我方人员的伤亡，后来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同盟军放弃了这次军事行动。事后，参与此次行动的共产党员张公干总结到：“对于这些人我们应该晓以大义，讲明利害，使他们不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必要时能为我们做一些情报工作，这对长期抗战是有利的。我们没有这样做，为了搞他们的枪和马，以武力解决，结果损失了一些很好的骨干，军事、政治都失败了。”⑭
三、造成统一战线工作失误的原因
1、“左”倾错误的影响
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于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影响，从而对国内外形式进行了错误的研判，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日本侵华是为进攻苏联做准备的错误论断，更进一步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任务”。同时认为“张家口的革命形势正在日益尖锐”，“群众运动已经冲破了秘密形式,已经建立了超过现在其他任何白区的一个力量”，“工人阶级不单反对国民党,而且还反对老冯的反动的卖国统治。我们并不夸大，能够说，张家口的无产阶级是站在我们方面的”。 ⑮可以说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直接导致了同盟军统一战线工作中失误的出现。
2、操作层面的差异也是失误出现的重要原因
在同盟军的前期，具体开展工作的是以吴成方为代表的华北政治保卫局开展统战工作，在保卫局成立之初陈赓同志就指示吴成方：“你只要把工作搞起来，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事，不执行打到一切的政策”。⑯因此在后来的工作中我党与冯玉祥合作的非常顺利。但之后，我党在张家口的工作由河北省委委派的同志接管，而且他们没有根据张家口革命的具体情况制定政策，而是机械的执行中央“左”倾错误路线，这也导致了统战工作出现偏差。
3、统战工作尚在摸索阶段也是失误出现的客观原因
众所周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的1933年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为正式提出，而实践永远是先于理论，应该说此时的统战工作正处于探索阶段，出现一些问题是符合科学规律的。正是基于一次次失败或成功的经验，我党才能归纳出行之有效的理论。
综上所述，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历史功绩，在抗站初期就为中国人民鼓舞了士气，积攒了众多经验，本文集中笔墨以统一战线为视角总结及了同盟军的利弊得失。统一战线工作在同盟军人员、战略、舆论等方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党的各项工作也是在摸索中前进，无法避免存在着一系列失误种失误，究其原因有中央决策失误的原因，也有具体操作层面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抗战的火种在广袤的察哈尔大地种下，英雄的察哈尔人民以他们的大无畏、大智慧浇灌着抗战火种之花。可见，同盟军的整个成长经历，直观地体现出统战工作的成与败和同盟军抗战工作的得与失成正比关系。统战工作为同盟军取得的胜利推波助澜，更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积累了智慧和力量。
注释：
① 周恩来:《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4日
②丘权政:《从五原誓师到中原大战的冯玉祥》,《安徽史学》1991年第1期。
③ ④ ⑥ ⑯吴成方:《抗日同盟军的酝酿和成立》，《张家口文史资料》第19辑（抗日同盟军专辑）第2、5、3页，1991年3月。
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第2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⑦ 徐家富、刘涓迅：《党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活动》，张家口文史资料》第19辑（抗日同盟军专辑）第133页，1991年3月。
⑧ 安法效：《回忆与怀念察省抗日同盟军》，张家口文史资料》第19辑（抗日同盟军专辑）第66页，1991年3月。
⑨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2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⑩ ⑬陈天秩：《抗日同盟军成立前后我党与冯玉祥先生的联系》，张家口文史资料》第19辑（抗日同盟军专辑）第30、40页，1991年3月。
⑪《中央驻北方代表田夫致中央信第十五号一一关于察哈尔事变与我们的工作》，1933年6月27日。
⑫《中央八月份第一号指示信》（1933年8月3日），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
⑭ 张公干：《抗日同盟军一些情况的会议》，张家口文史资料》第19辑（抗日同盟军专辑）第61页，1991年3月。
⑮ 河北省委关于学习贯彻《目前华北政治形势与创造新苏区的决议》的通知（1933年6月22日）。中央档案馆、河北档案馆。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