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智海
尚义境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存在一条连接欧亚、沟通“三北”地区的草原通道，即著名的“草原丝绸之路”。今日张家口坝上的张北与尚义境内四、五台蒙古营就处在这条线路上。这条路线是连接西亚、中亚与东北亚的国际路线，它不仅是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迁徙之路，更是东西方物质文明交流最早的桥梁。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这方土地呈现出多元文化的色彩。本文以四、五台蒙古营的历史考察为中心，对张家口坝上“草原丝绸之路”源流作了初步探索。
一、文明的初曙——石器时代
安志敏先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中指出：“自1906年起，从东北、内蒙古到新疆的北方草原地带，陆续发现许多以细石器为特征的遗存，并有蓖纹陶或其它纹饰的陶片共存，被称为‘细石器文化’。长城附近的遗址中还并存有较多的磨制石器和彩陶，被称为‘细石器与彩陶的混合文化’。”张北县、尚义县也广泛分布着具有北方草原细石器和仰韶文化共存或与红山文化共存的遗址，亦有与龙山文化共存的遗址。
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西山新石器早期到晚期的遗址就是其中的代表。2007年，郭瑞海、贺勇两位研究员到该遗址考察，通过对泥质灰陶袋带鋬足绳纹鬲残片等出土器物的科学鉴定，并结合遗址环境，初步认定其为龙山时代遗址。后来在遗址内还发现两具竖葬土中的成年男性遗骸，其中一具身首异处，他们生前可能是战俘，推测来自附近的小河沿文化或“细石器与彩陶的混合文化”聚落，这应该是研究龙山文化与小河沿文化或“细石器与彩陶的混合文化”在长城地带冲融的重要线索之一。
2014年，四台蒙古营遗址内一座墓葬被雨水冲刷而暴露，考古人员抢救性发掘从中挖掘出遗骸一具。其中陪葬物有夹砂黑陶片、石斧、石铲、石磨轮及颈项佩戴饰品。考古人员认定此处为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遗址。2015年考古人员扩大了发掘范围，清理6处房址，出土黄褐色陶片、谷物遗存、动物骨殖等。房址出土物及土壤6类样本在辽宁大学、北京大学、美国作C14测定，年代在8300—7600年之间，其中陶片年代在8000年，这就把四台蒙古营的史前文明又向前推了4000余年。1956年，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曾在四台蒙古营附近的尚义县大苏计遗址采集到黄褐色粗陶片多件，可辨器形为瓮、鬲。《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通览》大苏计遗址条认为其文化内涵与兴隆洼文化相近。四台蒙古营遗址与大苏计遗址是否存在关联，这需要考古作进一步证实。结合以往对坝上草原史前文化的认识，对遗址出土遗物进行分析比较，初步认为四台蒙古营遗址应该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可能是兴隆洼文化的源头。该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新石器早期北方草原以采集渔猎为主的人群与中南部以农耕为主的人群之间的关系，具有串联南北、沟通东西的价值。[1]四台蒙古营遗址新出土黄褐色陶片也是继阳原于家沟遗址出土距今约11300年的早期陶片之后我国北方考古又一重大发现，考虑到俄罗斯在赤塔发现超过1万年的陶器和大苏计村遗址采集的黄褐色粗陶片，这对研究早期陶片起源和分布及欧亚草原地带古人类迁徙线路，均有重要意义。四台蒙古营新石器遗址也广泛存在着复杂多样的细石器，加之这一系列重大发现，就成为苏秉琦先生所论“张家口是中原与北方文化系统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论断的有力证据，于“草原丝绸之路”在张北、尚义的起源研究亦有巨大价值。
二、永远的草原之路——青铜时代（先秦）
最早出现在文献中的北方民族是北狄，其足迹遍布蒙古高原中部，包括今四、五台蒙古营所在的坝上。据史书记载，商族先祖与狄关系密切，俞伟超先生在《古史的考古学探索》中将其称为“商狄联盟”。自契至汤历14代，大规模迁居8次，逐渐从北方草原进入中原。在蒙古草原地带岩画当中也发现不同形制的车辆图案，说明车的发明应当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有关。由于车辆的发明是以道路的形成为主要前提的，因此，可以推断夏商时期北方草原地带就已形成了若干条较为稳定的贸易通道，草原丝绸之路已然形成。林沄教授在《两个现象，一个假设》文中更提出：“横贯欧亚大陆，西起黑海，东抵兴安岭的草原地带，是沟通东西文化交流的一条巨大通道。新的考古资料启示我们，这种交流可能始于更早的新石器时代。”
春秋晚期，在亚欧草原的中部相继形成了卡拉苏克文化、斯基泰文化等早期游牧文化，以黄金与青铜为主要质地的“野兽纹”艺术装饰风格为其最大特点。在蒙古草原南端的鄂尔多斯地区发现大量黄金与青铜质地“野兽纹”风格的装饰品，其中青铜制品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四、五台蒙古营所在坝上时有发现，这是草原丝绸之路东端开通的重要标志。
战国赵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307年），“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至代，北至无穹”[2]经考证，无穹即无终，系山戎之国，张北县南端野狐岭古称“无终之门”，代北即是戎狄的活动中心。在战国时期，赵国的势力已扩展到了戎狄之地，也就是今天张家口坝上地区。当时，一些狄人部落融合于华夏族，另一些则以匈奴之名，创建了庞大的草原帝国，入据秦赵燕三国境北包括坝上在内的漠南地。另有一个北方古老民族东胡，活跃于蒙古高原东南部（包括今坝上一部分），为匈奴所败，分化为乌桓和鲜卑，日后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2009年，中美英等国的学术机构联合举行了“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北方草原通道及环境背景”科学考察，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认为，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带全新世以来存在着一条广阔的连接东西方的天然通道，即“草原丝绸之路”，向西连着欧亚草原，从今日新疆伊犁、哈密，经额济纳、呼和浩特、大同、张北、赤城、赤峰、朝阳、辽阳，东经朝鲜而至日本。[3]四、五台蒙古营村恰好处在这条草原通道由大同到张北的重要节点上。这条交通线上的主人主要是游牧民族，他们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传播的中介人。从黑海北岸的卡马河流域向东，经贝加尔湖到赤塔，向南至中国长城沿线包括坝上地区都发现过形状一致的曲柄兽首青铜刀子。青铜器、绵羊和小麦最早都发现于西亚，在早期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它们很有可能是捆绑在一起沿“草原丝绸之路”向外传播的。这一文化包裹在欧亚草原诸多早期青铜文化的接力作用下，由西向东逐次传播到蒙古高原，在长城沿线北方文化区的作用下，通过黄河、洋河、桑干河、永定河等河谷地带，自北而南最终传播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区域——黄河中下游地区。四、五台蒙古营就见证当时的“草原丝绸之路”这一段物质文明馈赠的历史。
三、草原帝国的摇篮，北方民族的走廊——秦至辽金
四、五台蒙古营所在区域，长期为北方民族的家园，游牧人的天堂。秦汉之际，是地为匈奴“单于之庭”的核心区；西汉武帝时，卫霍北逐匈奴，是地始有中原王朝的正式建制——代郡中部都尉治且如县，为并州代郡与幽州上谷郡交界地带。为了保护北疆、保障东西交通线的畅通，其时陆续修筑了边防长城和边塞城、障、亭、燧等军事设施。汉长城东段起自内蒙古商都境内，向东延伸，越过辽东半岛至朝鲜清川江畔。显然，当时四、五台蒙古营处于汉长城内，为西汉帝国直接控制的北疆。史载西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汉将受匈奴奴役的东胡别支——乌桓从匈奴左地徙往“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4]约今坝上及以东地带，设“护乌桓校尉”持节代表汉中央监护管辖。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内附汉朝。公元l世纪末，在东汉王朝的持续打击下，北匈奴被迫沿着“草原丝绸之路”西迁，引起了世界性的民族大迁徙浪潮。鲜卑人趁机大规模南迁西徙，从东北地区向蒙古草原中、西部迁移，占据了匈奴故地，而没有迁走的十余万落匈奴人，“皆自号鲜卑”，鲜卑民族开始崛起于中国北方。
东汉前期，张家口坝上地区为南匈奴、鲜卑、乌桓错居之地，区域历史开始步入辉煌期。东汉桓帝时（147—167年）檀石槐整合鲜卑各部，立庭于弹汗山麓（今尚义、兴和交界大青山）歠仇水畔（今东洋河），建立了鲜卑部落大联盟，尽据匈奴故地。汉末至魏初，檀石槐的继起者为“小种鲜卑”轲比能集团，轲比能后为鲜卑宇文、段、慕容三部。就在宇文等三部纵横北方的时候，鲜卑的另一支拓跋部逐渐强盛起来。第二推寅邻率部加入檀石槐大联盟，成为联盟中的东部大人之一，拓跋鲜卑开始进入代北和大青山区。太和十七年（493）十月十八日的孝文帝迁都洛阳大赦诏：“神元北徙，游止长川”。[5]这记述了北魏始祖力微率部北居长川数十年，生聚力量重振拓跋鲜卑的不凡历史，时在汉魏之际，《魏书·序纪》对此也有记载：“始祖请率所部北居长川，宾乃敬从。积十数岁，德化大洽，诸旧部民，咸来归附。”常谦先生在《北魏长川古城遗址考略》中考证长川故址在今内蒙古兴和县团结乡土城子村，这已为学界公认，可见冀蒙交界的大青山是鲜卑民族成长的重要空间。
尚义所在的坝上高原，是古代农牧两种文明碰撞、交融的过渡区域。这样的地缘性，决定了它长期成为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进出中原的走廊。从“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西晋结束了三国的分裂，实现了短暂的统一。1984年，沉睡在地下一千七百余年的“晋鲜卑率善佰长”印在大青沟镇安家梁村北重见天日，这方印是西晋政府颁给鲜卑之官印，青铜质，兽钮，印面呈正方形，边长2.2厘米，厚0.6厘米，重24.5克。阴文篆书“晋鲜卑率善佰长”7字。无独有偶，两年前，七甲公社七甲村也出土了—方西晋赐给南匈奴的官印。其质地、形制、大小、印文章法都与“晋鲜卑率善佰长”印相似，惟纽为驼形。图3—1、2它们就象—对孪生兄弟，折射出“北方草原之路”民族杂处、融合的难忘岁月。安家梁村东距四台蒙古营不足9千米、西北距五台蒙古营不足20千米，七甲村东北距四台蒙古营约35千米、北距五台蒙古营约30千米。这有力证明了四、五台蒙古营所在的坝上高原也是南匈奴和鲜卑诸部纵横捭阖的历史舞台。
西晋元康五年（295），鲜卑拓跋部按地域划分为东、中、西三部。中部包括今冀蒙晋交界的大青山、东洋河区域。其时四、五台蒙古营处于东部和中部拓跋结合处，为两部相互联系的必经之地。如果说以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土城子）为核心的西部是拓跋部的根本所在，中部则是拓跋与乌桓在互动中走向熔融的关键地区，是拓跋部得以向更高文明阶段发育成长的主要空间。
建兴四年（316），西晋灭亡，北方陷入纷扰混争的十六国时代。“晋室之沦，平文始大”，[6]317年，平文帝郁律成为拓跋新任君主，在位时拓跋部势力大为扩张，“控弦上马将有百万”，蔚为草原大国。平文帝二年（318），南匈奴铁弗部刘虎“从弟路孤率部落内附，帝以女妻之。”[7]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中考证平文帝纳刘路孤之降，处之于东木根山之地。东木根山，其名数见《魏书》，谭其骧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示于今尚义——集宁一线偏北之处，正是东汉檀石槐单于庭所在的今尚义、兴和大青山。齐建武元年（494），孝文帝向群臣陈述迁都洛阳的历史依据曰“朕之远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东木根山”，[8]说的也是这段历史。而从东木根山取东北方向循草原以达濡源（今沽源），再奔宇文、慕容部，也是骑兵可以利用的通道。这条通道恰好经过今四、五台蒙古营和张北，十六国纷繁的历史，拓跋、宇文、慕容、独孤、贺兰、乌桓诸部互动、争锋的历史活剧也曾在这里上演。大青山无疑成为鲜卑拓跋部的“龙兴之地”，见证了拓跋野蛮孕育文明的历史，尚义县城南10公里大青山西麓的“东晋十六国时期拓跋鲜卑祭祖摩崖石碑”便为明证。[9]
后来，平文帝之子昭成帝什翼犍带领代国（338—376）继续扩张，其与平文帝时成为奠定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基业的两个重要阶段。《隋书·魏澹传》：“平文、昭成雄据塞表，英风渐盛，图南之业，基自此始”。376年前秦灭代。386年，道武帝拓跋珪承袭了平、昭等祖辈的英风再度复国，把中国历史带入了北朝。拓跋部发祥于大兴安岭东麓北段，后来辗转南下，百余年来孳生蕃息于代北，核心区域包括今日的大青山区，直至四、五台蒙古营所在。没有远距离迁徙，没有太多参预北方混争，获得了发育、成长和完善自己的稳定环境，终于乘势崛起，走出代北。没有拓跋部在代北百余年的发育，也就没有足以稳定地统一北方的北魏。东木根山、于延水不会因今天的落寞而被世人遗忘，历史在这里永恒。
《魏书·太祖纪》登国元年（386）“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这段文字道出了拓跋珪在牛川召开部落联盟大会复兴代国的史实。牛川究竟在哪里？田余庆先生在《拓跋史探》中牛川条下注曰：“《资治通鉴》卷一○六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即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胡注据《魏书·序记》及《水经·灅水注》，考牛川即长川，在汉且如县塞外，当今尚义、兴和县间。”拓跋珪在牛川大封部落首领及亲贵，代国的中央机构基本形成，一个复兴的国家在漠南草原、大青山麓重新站起。《魏书·太宗纪》载：泰常八年（423）“蠕蠕犯塞。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据此可知，长川是出入塞即南北出入阴山的主要通道，也是蠕蠕南下的必经之地。基于长川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北魏长城从此开始修筑，绝非偶然。可见位于大青山的长川，直至北魏初期仍在鲜卑历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高车是北狄之后，也称敕勒，其主要活动范围是从蒙古高原到西域的广大地区。《魏书·太祖纪》载：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庚午，车驾北巡，分命诸将大袭高车。大将军、常山王遵等三军从东道出长川。”由该史料出发并结合历史地理考察，不难得出常山王遵东道出长川袭击高车必经今尚义境内。日本学者前田正明所著《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段论述与笔者的看法不谋而合，颇值得关注：“天兴二年（399）春正月庚午常山王遵等自东路出征高车的行军路线，系经于延水上游，即今东洋河上游地区北上的。从《水经注图》、《中华民国新地图第一七图》和《中国分省地图·河北省》等地图考察，常山王遵率领的军队可能经过今尚义县附近，上溯东洋河源头，向北越过张北西方海拔1500米的台地，再从汇入察汗泊（湖）的各河流域继续北上。”《魏书·太祖纪》又载：天赐四年（407）“夏五月，北巡。自参合陂东过蟠羊山，大雨，暴水流辎重数百乘，杀百余人。遂东北逾石漠，至长川，幸濡源。”这清晰地勾勒出拓跋珪自魏都平城（今大同市）北巡塞外的路线：参合陂—蟠羊山—石漠—长川—濡源。从长川至濡源，有两条通道可走，一条由长川循于延水南下，东出代谷，过今怀安、万全，至大宁，然后转道濡源，以大宁之显赫，《魏书》不可能不记载，因此亦疑道武帝是由长川循草原通道过今尚义，从四、五台蒙古营区域经白鹿陂（今张北安固里淖）巡幸濡源的。
察汗淖是历史名湖，最早见于《魏书·太祖记》。鲍桐先生在《北魏北疆几个历史地理问题的探索》中认为太祖拓跋珪天赐三年“考察的漠南盐池，只能是商都县东南察汗淖。”也就是今天位于尚义、商都交界的察汗淖，俗称五台海子。《魏书·太宗纪》有泰常元年（416）“秋七月甲申，帝自白鹿陂西行，大狝于牛川，登釜山，临殷繁水而南，观于九十九泉。”景爱先生在《中国长城史》中考证：“从地理环境和方位来看，白鹿陂应是今张北县的大湖安固里淖。”由此段文字可以推断，明元帝拓跋嗣从白鹿陂西行必经今四台蒙古营区域，再到位于大青山的牛川，最捷径应通过尚义，大体沿今天东商线、大尚线和杨哈线。看来，北魏初期几位帝王往来于今四台、五台蒙古营区域，是基于其“草原丝绸之路”节点枢纽之位置，这一地区无疑处在北魏帝国的核心区域，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政治地位。
长川之东的柔玄镇是北魏为防范柔然、羁縻高车、拱卫帝国心脏平城并确保“草原丝绸之路”畅通而建立的军镇，为著名的北魏“六镇”之一。柔玄镇故址经考证为尚义县三工地镇“土城子城址”，地处冀蒙交界，约在E113 °57′·N41°15′，其西、东与内蒙古兴和县接壤。[10]2006年，“土城子城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代为南北朝。图4柔玄镇在六镇中与怀朔镇东西并峙，为东部核心重镇，攸关帝国的命运。柔玄镇所在区域，亦处于我国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由和林格尔（时称盛乐）经大同（时称平城）到张北（时称怀荒镇）、赤城（时称赤城镇）的中心节点上，见证了北魏王朝的兴盛与危亡。
北魏时柔玄镇多灾荒，百姓生活困苦，朝廷也采取了一些赈灾措施。《魏书·高祖纪下》太和十八年（494）八月“癸丑，幸怀朔镇。己未，幸武川镇。辛酉，幸抚冥镇。甲子，幸柔玄镇。乙丑，南还。所过皆亲见高年，问民疾苦，贫窘孤老赐以粟帛。”孝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改革家，迁洛不久为缓和因推行汉化与边镇日益增加的疏离感，毅然巡视北镇，柔玄镇是北巡的最后一站，可见六镇间不仅有道路相通，柔玄镇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柔玄镇将一般都兼统抚冥、怀荒、武川镇三镇诸军事。考古资料亦表明三工地镇“土城子城址”城垣面积及规模在已知北魏镇戍遗址中是最大的。“土城子城址”出土的具有显明佛教和祆教风格的文物，诸如莲花纹瓦当、首尾团连双狮石质器物座，这对于探研佛教、祆教东传今坝上草原及粟特商团贸易路线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关联，具有特殊意义。
包括四、五台蒙古营在内的坝上高原历来是草原民族向农耕民族俯冲的跳板，就中国历史来说，唐以后草原与中原农耕地区的互动更为广泛而深入。日本史学家宫崎市定在其巨著《中国史》中曾如是评价契丹族：“民族的自觉最盛、曾为东洋历史开一新纪元的，是五代时崛起于北方的契丹民族。”契丹民族建立的辽王朝，继承了唐朝文化典制的余绪，成为10—12世纪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代表，成为东亚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辽王朝的强盛使“契丹”一名的传播更为久远，俄语中至今仍称中国为Китай（契丹）。
辽时四、五台蒙古营所在的坝上属西京道（治今大同）奉圣州（治今涿鹿），尚义南壕堑镇契丹砖室墓、甲石河乡囫囵村辽代石棺墓出土随葬品的精美丰富，充分说明尚义所在的坝上曾是契丹民族活动的重要舞台。辽设有五京，但严格说来皆非正式首都，而类似于镇抚地方的首府，真正首都和朝廷是设在皇帝流动的行在——捺钵。辽朝皇帝以及大部分贵族和高官四季往返于四时捺钵之间，圣宗耶律隆绪(982-1031)以后更成为定制。捺钵是整个辽国的政治中心，不仅有关游牧各部的重大问题要在这里决策，汉地一切重要政务也都要从这里取旨处理。根据傅乐焕先生在《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的考证，辽朝皇帝四时捺钵的地点在辽境的位置大体可以分成东北、西南两组，其中西南组的春捺钵所在鸳鸯泺就是今天张北的安固里淖。
《辽史·道宗纪》，清宁八年“十二月幸西京（今大同）。九年正月，幸鸳鸯泺”。又:咸雍九年“十月如西京，十年正月，如鸳鸯泺”。由西京到鸳鸯泺，捷径由今丰镇入兴和过尚义，自西南行东北，贯穿尚义，鸳鸯泺西侧不远的四台蒙古营区域是必经之路。鸳鸯泺不仅见证了辽朝——大契丹国的辉煌，更目睹了它的陨落。圣宗太平六年（1026），一代雄主耶律隆绪在鸳鸯泺接见了来贺的北宋使节徐奭一行，澶渊之盟后辽宋大体维持了百年和平。辽后期，东北的女真部兴起。辽天祚帝和大契丹国的末路也是从鸳鸯泺开始的。《金史》载：天辅六年（1122）“三月，都统杲出青岭，宗翰出瓢岭，追辽主于鸳鸯泺。辽主奔西京……宗翰复追至白水泺（今察右前旗北黄旗海），不及，获其货宝。己巳，至西京。壬申，西京降。”由上述史料不难推测，辽天祚帝由鸳鸯泺在金军追击下西逃必经四台蒙古营区域，近年在四台蒙古营附近发现的刻有海东青、猎狗、鱼、鸟等精美图案的响箭就是一佐证。笔者认为此响箭为一渔猎民族所有，女真在走出白山黑水前就过着典型的渔猎生活。这一响箭可能就是公元1122年金将完颜宗翰追击辽天祚帝时斥候传信报告辽军逃路行踪所用，亲历了金兴辽亡的重大事变，历史在这里永远定格。
金末“文士领袖”赵秉文曾到抚州（治今康保二号卜西土城），赋诗曰：“燕赐城边春草生，野狐岭外断人行，沙平草远望不尽，日暮惟有牛羊声。”生动地描绘了经历蒙金战争坝上高原的荒凉之景，想必四台蒙古营区域亦难幸免。但今尚义中南部所在的威宁县却是另一番情景：金元之际，刘伯林“在威宁十年，务农积谷，与民休息，邻境凋瘵，而威宁独为乐土。”[11]威宁治今尚义县城南壕堑附近。四台蒙古营也发现类似北魏柔玄镇城址辽金遗存出土的铁犁铧、犁镜，现在村东南仍能发现散落在地面上属于辽金元时期的陶瓷残片。金元之际，尚义为汪古部屯垦区，四台一带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埠。目前可见上千亩垦田古代农业遗址和方圆1.5平方千米村落遗址，发现古代冶金手工业遗址，出土大量冶铁、冶铜的工具，如坩埚、钱范等。
四、驿路春秋、商道风云——蒙元
纵观北方民族的历史，可以发现坝上高原是一幕幕雄壮历史剧的中心舞台。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蒙古等游牧民族，在这里缔造过一系列辽阔而强盛的“引弓之国”，对南方的中原王朝形成巨大的压力。1211年（金大安三年、蒙古太祖六年），成吉思汗誓师伐金，拉开了灭金战争的序幕。此时，包括四、五台蒙古营在内的坝上一度陷于蒙古之手。金崇庆元年（1212），蒙古军围攻威宁（今尚义县境），千户刘伯林自知抵挡不住，于是开城门投降，成吉思汗赞许，入威宁城接见伯林。这是成吉思汗在尚义活动最确凿的证据，见于《元史·刘伯林传》和萧爽斗《勤斋集》卷三《威宁张氏新阡表》。
蒙元时期，成吉思汗时即开始设置驿站。“草原丝绸之路”是几千年来连接东西方经济贸易的大动脉，它的发展与繁荣在元代达到了顶峰。在窝阔台汗时期，正式建立了驿站制度，形成了规模弘大的驿站网络。这些驿站既是元朝政令、军令传达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政府对外商贸往来的主要线路。这时的草原丝绸之路形成了三条主线。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北方立站：帖里干（蒙语车）、木怜（蒙语马）、纳怜（蒙语小）等一百一十九站”。“木怜”道属西道，在元上都附近，西行经隆兴（兴和）路、集宁路、丰州、浄州路北溯汪吉河谷至哈剌和林。数百年后，四台所属的阿尔泰军台正脱胎于这一干线。尚义小蒜沟镇下纳令，不仅存有辽代契丹大墓，其名称由来亦与草原丝绸之路主线纳怜密切相关。
中统四年（1263），整顿上都至燕京站赤，“上都以西隆兴府道建立孛老站”，（《经世大典·站赤》，收于《永乐大典》卷19421“站”字韵）正式设立西路驿道。独石口驿路开通后改为“专一搬运缎匹、杂造、皮货等物”的运输道路，成为张库大道的滥觞。西路在波斯史学家拉斯丁《史集》中被称为荨麻林路，荨麻林就是今万全洗马林镇，与尚义甲石河乡相邻，联系小蒜沟镇上、下纳令地名，可见西路与纳怜是相通的。服务于元朝皇帝、蒙古大汗的“东出西还”，在“西路”上共设置了24处纳钵。[12]其中遮里哈剌纳钵即鸳鸯泺，由此可知，今安固里淖一带是元帝每年西还大都必经的捺钵。四台蒙古营区域毗邻鸳鸯泺，也一定目睹了元朝从元世祖忽必烈到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等11位帝王统率扈从、怯薛一路奔波西还大都的威仪，闻听到旗声猎猎、辇声隆隆。由“孛老站道”鸳鸯泺向西延伸过今四台蒙古营、大青沟、五台蒙古营应该还存在一条通往元集宁路以至漠北、西北的驿道。
四、五台蒙古营所在坝上区域处于行中书省的北部边缘地带，是与岭北行省及哈剌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称海（今蒙古国科布多）等草原城市进行联系的纽带之一，其交通、商贸功能显而易见，至元八年（1271）等元代铜权的出土即为明证。[13]元朝与西方的商贸通道是海陆并进，草原丝绸之路更焕发勃勃生机。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之后，东西方商业贸易与文化的交流主要通过这一大通道来进行，特别是游牧民族对文化的远距离传播具有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优势。尚义所在的坝上草原正是欧亚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的枢纽与桥梁，更是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重要节点。
综上所述，张家口坝上张北、尚义不仅是“北方古人类重要发祥地”，也是拓跋鲜卑的龙兴之地和祖地之一，更是我国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承载着千古文明。
注释：
[1]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杨建华教授、王立新教授、潘玲教授在参加第七届“蒙古、贝加尔、西伯利亚和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会议期间，与尚义籍权乾坤副博士交流谈到四台蒙古营新石器早期遗址的发现相当重要。
[2]（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第十三》[M]．武汉：崇文书局，2010．
[3]单霁翔：《“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
[4]（南朝）范晔：《后汉书•卷一百二十•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5]罗国威：《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1．
[6]（北齐）魏收：《魏书•卷一○八•礼一志第一○》[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7]（北齐）魏收：《魏书•卷一•帝纪第一•序记》[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8]（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七卷齐记•第三十五篇孝文帝改革》[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9]常谦：《北魏早期祭祖摩崖石碑考》[M]．政协内蒙古兴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兴和县文史资料2》．1995．
[10]魏隽如、张智海：《北魏柔玄镇地望考述》[J]．《北方文物》，2009，（01）．
[11]（明）宋濂：《元史•卷一百四十九•列传第三十六•刘伯林》[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2]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
[13]刘建中：《张家口地区博物馆收藏的元代铜权》[J]．《文物春秋》，199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