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 森
察哈尔蒙古族是从蒙古民族大部族中脱颖而出的一颗熠熠闪亮的星辰，在缔造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文明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以她特有的光亮映照了蒙古历史乃至中华历史的星空，这个光亮就是在生生不息、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凝炼而成的察哈尔蒙古族的民族精神。这一精神不因社会历史的不断演进而消褪，相反，随着人类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与进步，她将成为镕铸察哈尔民族之魂的文化元素，撑起一个伟大的马背民族从草原走向世界的精神家园。
一、察哈尔蒙古族蕴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素有鲜明的报效国家、抵御外侮、维我社稷、舍小家而顾大家的爱国主义精神
察哈尔蒙古族是从蒙古民族分支出来的部族，在浩瀚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在林丹汗时代，固然有过抗衡后金（清）、被犁去牧地、散其余众、驻牧边外的历史一幕，但随着清室的入主中原、蒙古各部的先后附清，以及各民族的渐进融合，察哈尔蒙古族在江山一统、社会趋稳的历史大背景下，成为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尽管长期以来政治上备受清王朝的压制与羁縻，但其爱国反帝、忠君报国的精神，自强不息的部族之魂并未泯灭，在外敌入侵、内忧外患的民族危亡关头，这一民族精神尤为突显，弄潮于历史的波峰浪谷，彰显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民族尊严的精神，铺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840年，英国侵略者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武力打开中国的门户。蒙古族各阶层人民为抵抗外来侵略，积极地投入了反帝爱国斗争。特别是代表蒙古正统势力的察哈尔这一古老的优秀部众，曾捐献大量马匹、银钱等支援前线的反侵略战争。察哈尔官兵捐马3600匹，察哈尔叶古则尔呼图克图捐马250匹。奉调至京津驻防的五千名察哈尔蒙古骑兵积极防备英军来侵。
两江总督、察哈尔镶黄旗人裕谦，上疏劾琦善投降卖国的罪行，力主以战御敌，是当时清朝疆吏中少见的抵抗派。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裕谦以两江总督兼代钦差大臣之职，主持浙江防务。他莅任后，召募当地人民组织练勇备战，搜捕、严惩了英国侵略军在上年攻陷定海后留下的余众。裕谦还令著名的抗英将领葛步云等三位总兵率兵坚守定海，并召集部下将士宣誓：“如英军来侵，至死不得后退一步。”是年九月，英军大举进犯，经六昼夜血战才攻陷定海。十月，英军复登陆进犯镇海。由于领兵浙江提督余步云贪生怕死，不战而逃，镇海守军溃败。在镇海城将陷之际，裕谦恪守誓言，坚决督军抗战。至英军攻入城内时，投池自尽，以身殉国，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大批蒙古骑兵奉命调京畿驻防备战。当时，察哈尔镶黄旗人、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以御前大臣兼钦差大臣主持天津海防，并亲率哲里木、昭乌达两盟蒙古骑兵及几千察哈尔八旗军驻防大沽海口。1859年（咸丰九年）6月，英法联军舰队不顾清廷的阻止强行在大沽口登陆，率先炮轰海口炮台，并派步兵登陆进攻。面对敌寇的公然武装侵略，僧格林沁下令开炮轰击敌舰队，并命骑兵等反攻登岸英兵。在枪炮弹雨之中连番冲击，激战自昼至夜，毙伤英法联军数百人，炮台官兵连发重炮击沉击伤敌舰艇十余艘。英军司令何伯身受重伤，英法联军狼狈败逃。
一八四二年英国侵略者发动了扬子江战役，英军驱使军舰七十余艘侵入长江，逼近南京门户，大江枢纽的镇江。当时镇江守军一千五百余人，除五百多青州兵外，其余一千人为蒙古八旗驻军。面对拥有战舰和洋枪洋炮的英国人侵者，焦山炮台的八旗蒙古军和部分青州兵并肩战斗，奋勇抵抗，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在蒙古族的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恩格斯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中较具体地叙述了这次战役的实况：“英军逼近镇江城的时候，才认识到驻守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绝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驻守旗兵只有一千五百人，但都殊死奋战，直斗最后一人。他们在应战以前就好象料到战争的结局，他们将自己的妻子儿女绞死或淹死……司令官看到大势已去，就焚烧了自己的房屋，本人也投火自尽。在这次战争中英军损失一百八十五人，他们为了对此进行报复，在劫城时候肆屠杀……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现存的焦山抗英炮台是我国近代反帝斗争的重要遗址；镇江市内的红旗口、黄旗口、大小校场等地是当年蒙古八旗驻防军的兵营和练兵场；现在定居于镇江的近二千名蒙古族是二百多年前蒙古族驻军的后裔。
1860年（咸丰十年）8月，英法侵略者又增调兵力，以百余艘舰只再次来犯，并绕道清军未设防的北塘海口登岸。僧格林沁率大沽口守军进行了坚决抵抗。天津海口失陷后，僧格林沁又率所部及察哈尔骑兵在通州等地与侵略军几次激战。
1859年的大沽口之战，是近代以来中国在抵御外侮战争中少有的一次大胜仗。蒙古族将士的勇猛作战，曾使英法侵略军遭到痛击。革命导师马克思在《新的对华战争》一文中，热情地报道了“约有两万蒙古军队做后盾的大沽炮台”，向英国舰队猛烈轰击，陆战水战同时并进的炽烈战况。在1860年的京津保卫战中，察哈尔蒙古骑兵也进行了殊死战斗，作出了重大贡献。察哈尔八旗将士在两次战争中的英勇业绩，在中国反侵略斗争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1871年（同治十年）沙俄侵略军进攻伊犁地区时，察哈尔八旗驻防伊犁汉盖地区的守军，进行了英勇还击。察哈尔骑兵在抗击沙俄的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这部分军队转战十二年后返回察哈尔，由于功勋卓著，许多将士得以世袭章盖、孔督、合温等官职和荣誉。
总之，在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察哈尔八旗的蒙古族子弟源源不断地被调往边疆海防，充实和加强了驻防蒙古八旗军，成为抗击外国侵略者的重要力量，而且在物力上，察哈尔民众也捐献了大量的马匹和物资支援前线。据史料中零星记载，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清政府下令2000名察哈尔蒙古骑兵开赴天津驻防时，从商都牧群、太仆寺左翼和右翼牧群征敛战马2000匹。1858年（咸丰八年），清政府下令2000名察哈尔蒙古骑兵参加山海关防御时，从商都牧群、太仆寺左翼和右翼牧群征敛战马2300匹。1863年（同治二年）6月，从察哈尔牧群征敛战马1000匹，送到河南军营。除此之外，察哈尔蒙古族子弟奉调出征时自带的马匹和各界人士捐赠的马匹就更加无法统计了。察哈尔蒙古族为保卫祖国反对外来侵略中，在人力和物力上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4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以后，德国侵略军侵扰张家口、大同，并派小股部队到丰镇一带骚扰，遭到了当地义和团群众的袭击和察哈尔镶蓝旗蒙古族官兵的开枪阻截，被迫退缩回去。全国性反侵略战争虽已失败，但察哈尔八旗在内的内蒙古军民仍然奋起抵抗，表现了中国人民抵御外侮、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开赴大青山，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建立抗日根据地，站稳脚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青山地区蒙汉族人民群众的坚决支持和热情拥护。察哈尔绥东四旗的蒙古族人民，在大青山地区的13万蒙古族人口中，占有绝对的比例，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抗日守土有责的时代洪流推动下，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运动之中，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倾其所有，以极大的爱国热忱，与党的抗日武装共同构筑了一道牢不可破的血的长城。
镶蓝旗那日斯太的牧民武香牛，与初到塞北的八路军司令员李井泉、参谋长姚喆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他影响和带动下，这一带的牧民群众和上层民主人士都参加了抗日斗争。武香牛的儿媳是巴日嘎斯太韩布布的妹妹，韩布布在武香牛的影响下很快成为抗日骨干。韩布布的母亲热布杰玛在女儿的影响下，认八路军绥中专员程仲一同志的爱人张真同志作干闺女。张真同志是优秀的抗日干部（解放后曾任国务院机关事务办公室主任）。当日军向镶蓝旗进行大扫荡并突然闯进韩布布家时，热布杰玛急中生智，以母女关系作掩护，镇定自若地给敌人取碗倒茶，与对方打心理战，最终骗过了日军的眼睛。这一故事至今传为佳话。
当年任大青山骑兵支队的副政委、政治部主任，后成为开国上将的张达志，在一次反扫荡的战斗中，不幸负了重伤。镶蓝旗蒙校校长那音太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把张达志安置在比较偏僻的妹夫嘎瓦那日布家养伤，唆使三条大狗看家护院。妹妹乌审嘎每天用牛奶和羊肉汤调养首长，机警地避开了日伪军多次的搜查，直到张达志痊愈归队。
绥中地委撤到晋西北之后，留下杨植霖继续开展地下斗争。一天，杨植霖正在镶蓝旗灯笼素堡垒户蒙古族牧民武策劳家里商讨工作，不巧日伪军把村庄包围个严严实实，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武策劳妻子迅速把杨植霖隐藏在堆在院中的羊毛垛里，上面又盖上毛包、毡子。日伪军搜索无果的情况下，武策劳不慌不忙地面对敌人的再三追问。尽管敌人把他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但他拒不说出八路军的下落。在暗地里倾向抗日的伪蒙古军保安队小队长海泉的出面担保下，才消除了敌人的怀疑。1945年秋，武策劳与韩布布等人协助我军游击第三大队，为收复国民党及日伪军杂牌军做出了贡献。还协助我军劝降了国民党华团残部700余人。1951年武策劳以老区先进代表的身份光荣地出席了全国老区人民代表大会，并列席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受到了毛主席、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毛主席建议他把原名武 改为武策劳。
二、察哈尔蒙古族素有勇敢尚武、能征善战、坚韧不拔的英雄主义精神
在北元时期，察哈尔部就跟随满都海彻辰哈屯东征西战，为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了功勋。因此达延汗继位后将察哈尔部封为中央万户。据《蒙古源流》记载，为了统一和巩固北元政权，察哈尔部参加了达延汗两次大的平叛战役。1510年达延汗由于其子赴任右翼三万户济农时被永谢布的伊不剌台吉和卫拉特（鄂尔多斯）领主满都赉谋杀，左翼三万户跟随达延汗，凭着能征善战和坚韧耐力，一举平定了右翼的叛乱。之后东部兀良哈丞相葛根等领主反叛，察哈尔、喀尔喀二部又随达延汗征讨平定，经辗转征战，流血牺牲，很快就结束了蒙古地区相互纷争的战乱局面。1604年成吉思汗的二十二世孙林丹汗继位后，察哈尔部作为大汗的宗主部，亲随大军，开始了统一蒙古各部的斗争。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部称汗，成立后金，并不断吞并拉拢蒙古各部，作为中央万户的察哈尔部，坚决地走上了拥护林丹汗抗击后金征服者的道路，成为林丹汗抗金的主要力量。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察哈尔一些蒙古族进步青年觉醒后，纷纷加入了反抗清朝统治者的战斗行列。当时比较影响大的有正黄旗五苏木人武万义（武道尔计），他与同盟会成员王虎臣、人称小状元的张占奎等人组织起义队伍，在正黄旗十七苏木的孤山盟誓，宣布起义。同年12月16日，率领革命军进攻丰镇城。武万义身先士卒，带领革命军冒着弹雨，不畏牺牲，勇猛攻城。在城内革命党人和部分倾向革命的守军官兵的策应下，革命军一举攻占了丰镇城。起义军高呼“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口号，捣毁厅署，焚烧了丰镇厅同知章同的宅邸，并将官衙财物分发给义军群众和贫民。章同未及出城，逃入一民居，藏于一空棺内，躲过了起义军的搜捕。
此次起义虽然最终遭到了清政府的血腥镇压归于失败，但是武万义和他率领的革命军以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震撼了地处偏远、信息闭塞的内蒙古地区，动摇了清政府在内蒙古的统治。
在二十年代的大革命时期，察哈尔省首府张家口是内蒙古地区革命活动的中心。宝音巴特尔、纪松龄、莫杰等察哈尔八旗地区的革命先驱者，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时而奔走于军政间，时而呼号于学生中，曾把奎壁、多松年等同志编辑的革命刊物《农工兵》、《蒙古农民》加以广泛宣传散发。并于1925年7月加入了由共产党人李大钊主持倡导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他们长期奉命留在张家口、丰镇、集宁等地散发红色书刊、革命传单，动员青年参加革命，影响力很大。奉军占领张家口后，新任察哈尔都统为了稳定其反动统治，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宝音巴特尔、巴雅色格楞太首先被捕入狱，虽经严刑拷打却未向敌人吐露半点真情。他们正气浩然，表现出了革命党人的英雄气概。反革命势力的反扑激起了察哈尔蒙古族人民的强烈义愤，在莫杰、富贤德等人的组织下，有三百多户人家联名出保，写出诉状，要求释放宝音巴特尔等人。这一义举触动了正红旗老总管富龄阿，由他出面斡旋，再加上很多民族上层人士的协助，使得宝音巴特尔等人获释。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察哈尔工委书记多松年被察哈尔都统高维岳残酷杀害，西蒙地区一时白色恐怖笼罩、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革命党人没有被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所吓倒，纪松龄回到家乡正黄旗巴嘎淖尔，查干呼回到家乡镶蓝旗河子村，富贤德回到家乡正红旗马莲滩，设立了三个秘密联络点，继续组织群众，宣传革命，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后于1927年化妆成喇嘛冒险远赴蒙古国，在同年8月参加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兰巴托紧急会议。会后秘密回国，在反动军警匪特猖狂活动、疯狂搜捕革命党人的情况下，于
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察哈尔左、右翼各旗获得解放，成为我党在内蒙古地区最巩固的战略根据地。然而由于内战的爆发，我察哈尔八旗沦为国统区，各旗的党政机关和革命武装撤退到张家口和左翼地区，在中国共产党和内蒙古自治联合会的正确领导下，开始投身到艰苦卓绝的中华民族解放和民族自治运动的斗争中去。
从1946年9月到1949年7月新中国成立的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察哈尔八旗蒙古族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十一师、第十六师、十七师等根据地主力部队，输送官兵2200多人，为巴彦塔拉盟、乌兰察布盟联合骑兵大队、察哈尔盟明安旗八十团、各旗群自卫队等地方武装输送指战员近千人。据有关资料记载，仅在解放战争期间，当时总人口不足9000人的察哈尔正白旗牧区，就有900人自愿参军，其中在战场上牺牲的143人，重伤全残54人，荣立特等功和一等功12人，当年转业复员的伤员473人。别据察哈尔正蓝旗资料统计，当时正蓝旗蒙古族不足一万人，自愿参军的1200余人，在战场上牺牲的200余人。仅以上述两旗为例，察哈尔蒙古族总人口10%以上的优秀子弟（不包括各旗自卫队等地方武装）上了前线，其中约有15%的人，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三、察哈尔蒙古族在上百年的社会生活中锻造出了坦荡包容、吃苦耐劳、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精神
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后，接触到了更多的民族，与同属蒙古族的厄鲁特部蒙古及邻近的锡伯、绿营（汉族）、塔兰奇（维吾尔）及、哈萨克、布鲁特等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交往。察哈尔与厄鲁特均属于蒙古语支系统，本身差别就不大。更何况察哈尔蒙古在自身发展中也融合了其它民族成分，与厄鲁特之间关系亦源远流长。远在康熙年间，准噶尔贵族在西北地区叛乱，来降及内附的厄鲁特人很多。清廷将他们一批批地安插在西北满州八旗及察哈尔八旗内。如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厄鲁特丹济拉，率家属79人来降……俱安插在张家口外，编入察哈尔旗分佐领……”。一直到乾隆统一新疆之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着。乾隆二十七年开始，察哈尔蒙古大批西迁新疆，其中就掺合着许多厄鲁特人。二十七年，清廷诏令从察哈尔八旗单身贫困余丁1000名，迁往伊犁、乌鲁木齐永久驻防。在迁居伊犁后的日子里，察哈尔与厄鲁特蒙古保持着休戚与共的关系。他们共同经营着特穆尔牧场，一同前往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换防与驻防，共同承担戊守卫国之重任。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十四年（1779年）、五十五年（1790年）鉴于西迁察哈尔蒙古人口繁衍缓慢、闲散余丁少，清廷专门从厄鲁特闲散人内三次拨入察哈尔营420户。察哈尔营领队大臣以下的官员，厄鲁特所占的比重是很大的。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迁居于伏尔加河流域140余年的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历尽艰辛，返回了祖国。为安置这批受尽困难的人众，清廷开展了救济及安置活动。同年8月察哈尔总管、官员前来恳请伊犁将军舒赫德，表达救济土尔扈特部的心愿：“我等察哈尔之众自迁到伊犁以来，仰赖皇恩繁衍牲畜，生计日好，理合尽犬马之劳”。此年8月，察哈尔蒙古向土尔扈特捐赠孳生牛羊、皮袄，受到清廷奖励。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察哈尔左右两翼又接纳500户土尔扈特人分住察哈尔八旗16牛录，随察哈尔种田。
四、察哈尔蒙古族自古秉承人与自然合谐相处、呵护绿色生态的理念，具有崇尚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
察哈尔广阔的草原，在漫漫的历史上一直是北国秀美山川的一部分，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察哈尔蒙古族后人，成为民族经济和文化的摇篮。草原生态系统的绿色植被构成了完整的大地覆盖，草原土壤成为巨大的碳库，默默地维护着蒙古高原和黄河流域以至东亚地区的生态安全。这种独特迥异的草原环境，决定了畜牧业成为其主要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又孕育了草原的游牧文化和游牧文明。
由于自然草原、山川河流、湖泊、野生动物及其放牧的畜群等资源，是察哈尔蒙古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生产条件，因此，察哈尔蒙古族人民对此产生了与众不同的感情和见解，深刻地认识到，他们所处的北温带蒙古草原，气候寒冷，降雨量少，有机土层微薄，植被十分脆弱，多样性生态物种无比珍贵，一旦维系生态平衡的生物链断裂，再生复原的可能性极其渺茫，将会给人类带来万劫不复的恶果。
追溯到远古时期，在草原上生存的游牧民族就萌生了强烈的生态意识，视丰富多彩的生灵物种和养育生命的绿色资源为长生天父亲的恩惠，是大地母亲的奉献。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的多样性生物物种，每个个体都是赋予神圣使命的生灵，是以生命的形式共存共荣，维护着绚丽多姿的大千世界，天地万物之间相互依赖制约，而又各司其职。
正是这种完全与现代科学生态意识一致的理念，历代蒙古统治者在遵循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依据蒙古博教理念和习惯法，颁布有关保护草原生态的法规和法令。在宗教的生态理念与法规交互作用下，草原游牧社会的生态伦理道德普遍得以规范，生态意识和道德观日渐成为草原上人们的行为准则，亲近自然、敬畏生命、呵护生态，成为游牧文化和游牧文明亘古不变的思想精髓。
基于这一理念和认识，察哈尔蒙古族自觉遵循自然规律，与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以自己的行为去践行天人合一的伦理道德观。在科学合理利用野生植物、捕猎野生动物、放牧家畜、利用牧场和水源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牧民的走“敖特尔”（走场），正是这一科学生产理念的重要体现，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牧场合理利用，以保持其休养生息的生产方式。游牧方式多划分为四季轮用的牧场。春场，也叫春营地，选在背风向阳的低洼草地，便于接羔，牧草返青较早，有利于母畜和幼畜的健康；夏场，也叫夏营地，选在水源较近、地势较高、蚊蝇较少的高草地，保证放牧牲畜的良好采食，促使其抓水膘，以保证家畜健壮成长；秋场，也叫秋营地，选在葱属植物较多的草地，有利于牲畜抓油膘，为牲畜过冬度春产仔打好基础；冬场，也叫冬营地，选在距离储备干草、且植物枝叶保留较好的草地，便于冬天放牧和供草，也利于抗御风雪灾害。这些宝贵的生产知识和经验包含了对草地与牧草合理利用和保护的生态生物学原理。
牧民也有改良草场的传统习惯，从当地野生牧草中选择优良草种，采收其种子。放牧时将收集的优良牧草种子带上，随放牧的畜群撒播草籽，经畜群踩压，可使牧草增生，对草原有所改良。
在利用草原植物资源时，特别注意不破坏植物繁殖更新能力。如采集药用植物草乌作蒙药，只用其地上部分，而不采根。牧民的代茶植物称为野茶主要用当地野生蔷薇科植物的叶和果，也不采用根。之所以不采用根，就是他们认为这些植物是神圣的，不能随意过多采收，这些朴素的生态意识已成为代代相传的习俗，反映了察哈尔蒙古族人对植物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的可贵精神。
狩猎同样体现了这种保护自然的理念和精神。狩猎分个人和集体围猎两种，对于狩猎的时间和场所都有规定。最重要的规定所猎动物不准一网打尽，必须保持放生的传统习俗，视情况至少放回一雌一雄，幼仔要放走或留下驯养，不猎或少猎雌性兽禽。这些传统和习俗，有利于野生动物的繁衍生息。此外，对蛇、狐、艾虎之类动物也多加以保护，阴雨天，蛇有时进入蒙古包内求暧，牧民通常是将其放生，从不伤害，更无食蛇肉等陋习。察哈尔蒙古族在狩猎活动中注重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是保护草原生物多样性和维护草原生态系统平衡的优良传统。草原环境为鼠类提供了食物和适宜的生存场所，使草原鼠类分布广，种类多。为了控制鼠类的数量，蒙古族牧民崇信和保护鹰、隼等猛禽类，甚至把饲养鹰类作为一种爱好，并用于狩猎，与这些鸟类和谐相处。草原缺少猛禽栖息时，牧民还在一定距离的草原上竖立招竿，招引猛禽。这样就自然调控了鼠类种群的相对平衡，不形成鼠类灾害。
宗教文化也对环境和动、植物保护有深刻的影响。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蒙古地区统一之前，萨满教占支配地位。蒙古诸部落统一后，又传入了佛教、道教及伊斯兰教，成吉思汗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佛教是梵哲学、文学、艺术、建筑及医学传入内蒙古地区的重要媒介。包括察哈尔蒙古族在内的蒙古族的喇嘛教也崇拜天、地、日、月、山、河、动、植物等，注重对自然环境和动、植物的保护。寺庙附近，禁止损坏山地风水，包括树木和植物。有些特异的山地，虽无寺庙也被封为圣山。圣山不但不能损坏其一草一木，甚至不能用手指指点点，否则就是冒犯神灵。在环境不良的地方修建寺庙，还要栽植树木，体现了崇尚自然的精神。
《内蒙古草原民俗与旅游》记载，蒙古族尤其崇拜荒原上或大山中孤独生长且十分茂盛的大树，认为这种树有一种神奇而强大的生命力。人们把哈达和布条系在大树上，用美味的饮食对大树进行泼洒礼，向大树膜拜祈祷。在原察哈尔正黄旗北部的胡勒斯太浩特（现察右后旗乌兰哈达苏木二榆树沟）有一株千年古榆，蒙语叫“额日特乃芒德”。每年农历
总之，在历史上，生活在草原区的包括察哈尔蒙古族在内的北方游牧民族创造了与环境和资源相适宜的游牧生产方式，并且形成了完整的游牧文化。当时的人口和家畜的数量尚未对草原形成强大面持续的压力。草原作为畜牧业的经济资源仍有一定冗余，烛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方式提供了可再生的饲草、水源和充足的地域空间。这种循回利用草原的制度，可以保证草原植物的更新和草原生态系统的物质平衡与能量传输，可以有效地发挥草原的生态防护功能，成为北方的生态安全地带。可见，在这一民族精神和当代可持续发展观念之间，我们不难窥见其溯源关系。
五、察哈尔蒙古族同样具有追求真理、热爱文化科学，创造社会财富的砥砺斗志、奋起赶超的图强精神
察哈尔蒙古族长期以来，虽然在政治上屡屡遭受清王朝的压迫与歧视，但她勇于冲破社会和世俗的思想樊篱，锻造了一种发愤图强、自强不息、追求真理、热爱文化科学的人文精神。
杰出的察哈尔正白旗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是我国清代数学家、天文学家、地图测绘专家，生前任钦天监时宪科五官正之职，达四十五年之久。从康熙到乾隆年间，清政府几次组织学者编修的几部大型天文学等自然科学书籍，如《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吕律正义》（共三大部，一百卷）每次均有明安图参加，并为负责人之一。他将自己观察天体、测量日影等集累的考查资料编入了《历象考成》。后又参加编写了《历象考成后编》。这部书反映了中西天文历象的新成果，是清代历法的基础。同时，他在测绘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被提为监正后，主持测绘工作。明安图虽年事已高，但风尘仆仆，奔波于新疆千里野外，进行艰苦的测绘，经一年左右时间，方返京城。《皇舆全图》最后由测量学家何宗国和明安图完成。明安图与何宗国为我国首先采用近代科学方法测绘地图的专家，这是18世纪地图测绘史上的创举，在我国地图测绘史更有重要的地位。此外，明安图还是我国十八世纪很有影响的数学家。当时有两名外国人来我国介绍求圆周率等三个公式而没有得到证明，他从乾隆初年起，历三十余年钻研而获得证明，并发现另外六个公式。著有《割圆密率捷法》四卷（只写出草稿，未及成书而逝世，后由其子明新和他的学生陈际新续成），是我国优秀数学著作之一，在我国数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清代察哈尔镶蓝旗蒙古族人博明（一七二六～一七七四），累官云南西道降兵部外郎。他博学多识，对于蒙古唐古式诸字母、经史诗文、书画艺术、翻译阁书和马步骑射等无不娴习。著有《凤城琐录》、《西斋偶得》、《西斋诗集选》等。他作为十八世纪蒙古族一代学者，在探求学问上特别注重自然科学知识，而在求知方法上又特别注意考据，这是他突出的特点。他又是清代杰出的唯物主义和较彻底的无神论的代表。他的哲学观点是：物是哲学的最高本体，“天地阴阳体也”；五行相生是世界万物的构成；气是万物最初最后的根源。在反映论的观点上他认为：“类族辨物”和“及物后知”、“不及物悉知多误”的感性认识与“沉思之久”、“此中有理”的理性认识等观点。他在无神论上坚持了批判自然科学中的“天人感应”的陈腐观点；批判“八卦配人事”的观点，批判人们在生活中迷信神鬼的怪论等等。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愈来愈被人们所重视。
清代察哈尔左翼镶白旗著名作家、翻译家、木板印刷事业的发起人、藏学家察哈尔格布西（即学者）罗布桑朱力特木，二十三岁入北京雍和宫做明安拉布金巴喇嘛的徒弟，学玄学。三十六岁创作了《圣人尊卡瓦活佛祈祷瑰宝》一书。三十九岁翻译注释出版了萨雅迪达班贡嘎扎拉森所著的《宝库苏布西台》一书。四十七岁著有蒙古文《圣人尊卡瓦活佛传》。罗布桑朱力特木为蒙古民族文化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是发展了蒙文木版印刷。在查干乌拉庙进行木版印刷时除印刷大量藏文经书和医学、历法、史传等书籍外，还印刷了自译的《苏布西台》及注释阿日那总管译著的《西游记》等蒙文书籍。他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就是编著了蒙藏医学书籍，并发展了蒙藏医治疗法。他先后介绍了满奥吉德四卷《识药法》、巴思曼的《油脂药配制法》、五种温泉疗法以及疟疾、梅毒、皮肤病的医治、鼻药的配制法、种牛痘法等。此外还编写了《号脉纲要》向人们介绍了号脉要领和针刺放血疗法。罗布桑朱力特木不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又是一位杰出的蒙医学家。他六十一岁完成《斩箴言诗》手稿，六十三至七十一岁间印刷了自编的十卷书稿，还印刷发表了有关烟酒危害的训戒文章。他还培养了很多蒙古语文学者。十九世纪初，仅在查干乌拉庙和福宁哈苏木就有十三名蒙古学家和藏学家出自他的门徒。察哈尔格布还培养出众多掌握篆刻、印刷、装订技术的喇嘛人才。
察哈尔镶红旗马盖图的巴明孝（一九一二～一九八三），一九四九年绥解放后，任绥远省蒙务科蒙文翻译、省政府蒙文秘书、绥远新报社蒙文编辑等职。一九五二年九月任绥远省民族中学蒙文教师，为发展民族教育任教二十余年，成绩卓著。巴明孝一九三三年毕业于原察哈尔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兼通蒙汉满文，擅长蒙文书法，呼市人民公园烈士碑上的蒙文题字就是出自他的手迹。他学识渊博，曾用蒙文翻译过满文版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水浒》、《西游记》等，一生为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察哈尔正蓝旗多伦的其穆德·官布扎布，不仅精通蒙、满、汉文，还掌握了英、日、俄三种外国语言文字，特别在书画、篆刻等方面的造诣深受阿吉亚佛仓地活佛的赏识，当即被封赐为佛仓地的总管。但他谢绝了这一封赐。后来，他为了寻求施展才学的机会，在浪迹天涯中，被日本聘为高等学府的蒙文教师。他在日本讲学期间博览群书，还结识了许多学者和专家，进一步充实了自己。他对照着英、日、汉三种版本将《马可·波罗游记》译成蒙文，并附有他所画的作者消像，由特日贡瑙音出版社分上下两集出版。此后，他又积极准备将都沙信所著的《蒙古史》这部很有价值的史书译成蒙文（后部分文稿毁于文革）。
察哈尔镶黄旗的达·桑宝，蒙古族，从一九七九年起历任内蒙古文艺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内蒙古分会常务理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协会理事、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内蒙古分会理事、内蒙古文联委员等职。现为研究馆员。在他近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既有器乐合奏曲、大型蒙语歌剧、小型独唱歌曲，也有男声合唱、女声独唱等歌曲。此外还创作和发表了八十余篇（首、部）诗歌、散文、小说及文艺评论、话剧、歌剧、表演唱等，受到各级军政界赞扬和奖励的就有二十四部（首、篇）。我区杰出的蒙古族诗人纳赛朝克图同志早在《花的原野》上发表的评论中指出：“我们应该注意培养象达·桑宝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才”。
察哈尔明安旗的赛熙亚勒，现为中国蒙古语文学会理事。1957年9月至1972年7月在内蒙古军区政治部搞文秘、翻译及创作，他的主要作品有：蒙文《察哈尔历史概要》、代表作《成吉思汗史记》，翻译《马可·波罗游记》于1977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赛熙亚勒还前后撰写发表了三十余篇有关历史和蒙古语言文字方面的学术论文，是我区著名的蒙古史学者。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随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的不断推进，察哈尔蒙古族的民族精神在锻造中华民族之魂、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滚滚世界潮流中，必将日益彰显出她独特的魅力和文化内涵，折射出璀璨夺目的光芒！